现实中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判断也确实兼具有狭义合法性和广义合法性审查两种标准。
四、宪法中的法治国原则：功能的双重性 梳理中国近代立宪的历程可以发现，法治国的任务在于建立封闭的法律系统，实现稳定化的规范预期。[63]这段话可谓切中肯絮，一语击中了改革以来宪法实施中民主政治原则与法治原则之间的功能分化。
[72]对此可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3-22页。通过组织合作社，国家向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同上注，麦克法奈尔、费正清书，第140页。[51]这一思路直到八二宪法制定之时仍在延续。[69] 从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自立宪以来就念兹在兹的国家政治能力，需保留给政治系统中的民主意志整合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进入中国开始就追求庶民的胜利，或者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从贫困中解放优先于自由立国，[34]这也是新中国的立国之基。
这也是一种公共事业的体现，旨在发展社会和环境生态领域的公共性。社会领域允许私人利益存在，不再偏执地强调公德。还有学者认为国内对一般人格权存在误读，一般人格权实质上是德国民法学界关于人格权立法的一元立法模式，即以概括的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参见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24]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之产生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承担国家保护义务的公权力机关主要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47]参见前注[32]，[德]卡尔？拉伦茨书，第171页[31]参见《法国民法典》，罗洁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页。
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使国家机关负有保护公民人权不受第三方侵害的义务，而基本权利的间接第三人效力则是司法机关履行这一义务的表现。[3]李永军教授则持折衷观点，认为人格权在理论上不是权利，但在立法层面可以认为是权利，主张将能够作为独立请求权基础的人格权规定在自然人下一节，将不能作为独立请求权基础的人格权规定在侵权法中。
一方面，学界有关宪法人格权或者人格权的宪法属性的定义和描述，实际是基本权利的内容，尤其是基本权利中个人自由权利的应有内容。1982年《宪法》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只是将生活资料改为其他合法财产，进一步扩大了所有权的范围。此外，现代社会出现了新型的人格要素，如声音、个人信息等，远远超过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范畴。在民法明确规定各种类型的人格权之前，人格利益并不以民法权利的形式存在，民法无法为受害人提供权利化保护模式予以救济。
由此产生的一般人格权是对其他权利进行合宪性解释的结果，但一般人格权没有一个明确且无可争议的界限，[47]并不构成一项权利，[48]而是一系列具体人格利益（不包含《德国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种人格利益，也不包括已经存在的姓名权、肖像权涉及人格利益）的总称，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仍然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确定，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内容也是变化的。[28]人权作为最基础性、最高位阶的权利，其属性在形成过程中得以塑造，无须迎合其他任何权利体系，其形成和发展路径的障碍主要来源于外部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具有偶然性。本文可能在无休止的废话中增添了更多的废话，但也许正是这些废话为真知灼见铺平了道路。宪法人格权实际上就是基本权利的应有内容，因此，对宪法人格权的定位涉及对基本权利的理解。
甚至一直为宪法人格权说津津乐道的德国一般人格权也是在民事审判中由法官依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1）和第2条（1）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的其他权利进行解释而使用的概念，无论是《德国基本法》还是《德国民法典》都没有使用过一般人格权的表述。人身不能成为客体，否则会贬低人的伦理价值。
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虽然同被称作人格权，但显然在民法和宪法的不同语境下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些概念在价值内涵上基本一致。
第10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49]另一方面，从法律条文看，我国宪法多从积极角度强调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未能意识到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也是基本权利保护的最重要内容。[3]参见尹田教授系列论著，如《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因此，宪法权利与民法权利存在不同的效力范围，宪法的私法适用不可取。[25]普适性的自然权利只能是一个道德问题，强制性的人权保护还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自然权利的享有和实现以人权的国家化和制度化为必要。拥有合法性暴力的国家公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允许宪法直接介入市民社会领域内的纠纷，是对宪法所划定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的破坏，最终将威胁宪法的权威，削弱宪法的防御功能，市民社会的自治空间将荡然无存。
另外，拥有自由意志的平等主体在不违背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设置权利内容，相互之间限制权利亦通常获得法律认可。[56] 再次，人格利益的保护，笔者主张正面规定和反向保护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另一方面主张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形式组成政治共同体，保护每个结合者的权利。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民法人格权分属于宪法权利体系和民法权利体系之下，沿袭宪法上权利与民法上权利的固有差异。
[53]王利明：《人格权的积极确权模式探讨——兼论人格权法与侵权法之关系》，载《法学家》2016年第2期。也有学者主张人格权的演变路径是从宪法权利到民法权利，参见刘凯湘：《人格权的宪法意义与民法表述》，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实际上，只要我国未来民法典正面规定人格权，就表明立法机关认可人格权为民法上的权利，至于人格权是规定在民法总则还是独立成编，没有本质区别。[33]参见张善斌：《人格与人格权相关问题探讨》，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进入专题： 民法人格权 宪法人格权 。消极地位派生出公民的自由权，即一种排除国家干预的消极权利（许多学者称之为防御权）。
对于一般人格权的依据到底是《德国基本法》第1（1）条、第2（2）条还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学界存在争议。人权（即基本权利）在形成和发展中塑造自身的属性，形成发展可谓一气呵成，且人权入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支持，相比之下，人格权进入民法权利体系需要满足民法权利的种种要求，人格权民法化饱受争议，遭遇不少理论障碍。
立法机关有义务通过立法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第三人侵犯，通过民事立法规定人格权正是立法机关对这一义务的履行。[32]德国民法深受康德伦理主义哲学的影响，依据康德的主张，人只能利用手段达成目的，不能成为手段，不能成为人的意志把握的对象。
诚然，权利保护方式并非民法保护的唯一途径，正如拉伦茨所言，各种利益通过法律制度以其他方式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不一定要设定一个权利.[34]但在以权利为本位的民法体系下，权利保护模式无疑是对重要法益的最周全保护。本文在同一内涵上使用宪法权利、基本权利、人权、基本人权等概念，根据论述需要，可能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概念。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野促进了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主旨的近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笔者主张双向探讨视角，即分别从宪法和民法视角研究人格权，避免落入人格权字眼的陷阱。它一方面强调人权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属性。从两大法系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人格权经历了一个从司法的消极保护到立法的积极确权的过程。
宪法人格权实为基本权利的应有内容。人对人身的支配并不是对人格的贬低和侮辱，人格自由是人格利益中最高层次的内容，承认和保护主体依自由意志对人身进行支配，恰恰是尊重和保护人格自由的体现。
[18]然而，民法权利的边界必须清晰。[18]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同时，1949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允许公民在具体案件中提请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再加上宪法诉愿制度的建立，德国在基本权利的保护上可谓周全。但该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仅仅只有两个条文，这种立法模式是否妥当，仍需进一步研究。